| 对于政治，他不是很擅长，像那些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一样，学优则仕，怀瑾握瑜，理想如虹，但又多有谪叹。其实，文化与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中国却成了传统，这在封建末世中陈独秀的身上，仍有着深刻的铭痕，妇人之慈又根植于心。他的文化成长背景，他的学识结构，与铁血暴力、革命、政权、机谋格格不入。他性格的爽快刚直，与政治的权谋和圆融难以相容，政治不需要此人的个性与心地，但强烈的爱国心和天生的鼓与呼的才能，又使他在这样的国势下不得不与政治发生着亲密得彼此不分的联系，这是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更是陈独秀的悲剧。在救国欲望的推进下，在救国理想的牵引中，他们难以平静地走常人的路。但他们似乎更适合于做政治理想的憧憬者，国家蓝图的描绘者和政治主体的催生者。政治并不愿意接纳传统式的书生，传统式的书生也不合适于政治，或许他们不该从幕后走上前台。 更为错误的是，在他的孤傲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领袖意识，这使得他不会随意附和于他人的观点，他不做攀缘的凌霄花，借政治的高枝炫耀自己。他在“乱党”的群体中穿行思考，在国之将亡的危机中既走不进也跳不脱。困惑与彷徨油然而生。 他不加入同盟会，但也决不会与革命的同盟会对立，对于一个心存革命者来说，行教育，做策问，是书生政治家们政治行程受阻后潜意识的“退守”现象。此时的陈独秀便以正常的书生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除了执教于安徽公学，做国文教师以外，还邀荐刘师培到安徽公学和皖江中学教书，不久，化名金少甫的刘师培又邀苏曼殊到皖江中学任教。 不仅如此，他还于1906年3月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同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等课程教员。由于陈独秀、刘师培、苏曼殊等旅日者的加入，“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徽州公学”和“皖江中学”便显得东洋味很浓，这又遭到了清政府的指责，称这三个学校经学科最少，课本多为东洋，有“重外轻内”之嫌，更为严重的是，清廷大员汪昌麟视察这三个学校后，竟认为它们是打着修学造业的幌子，把学堂作为乱党的“护身之符”。为保存国粹计，声言要对三个学堂进行整顿。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心系兴国的“乱党”难免乱心。但刘师培、苏曼殊这些志气相投的书生革命者相伴左右，着实让他有着太多的心理安慰。他们似乎有着同样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感受。 看看到了暑假，清廷大员视察三学堂的报告刚出炉不久，为躲避 “欲来山雨”，为驱散愈积愈厚的心头愁云，也为重返故地给自己“充电”，感受东京的革命形势，陈独秀与苏曼殊又一次东渡日本。 短短的假期结束，陈独秀、苏曼殊与邓以蛰由日本乘船回国，闲来无聊，便在船上海阔天空地扯起了山海经。苏曼殊还沉浸在与日本女友交往的悲伤之中，言语中充满着忧伤和自豪。陈独秀了解他的急躁性情，有意挑逗他，便佯装不信，他一再解说，陈独秀还是摇头，他真的急了，突突跑进舱内，捧出日本女友的众多发饰给陈独秀看：“仲甫，这可是真的呀！”说着便失声痛哭，把发饰全部抛入海中。为此，陈独秀作《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一诗歌以戏谑道： 身随香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回到国乃已是处暑后，三学堂依旧风平浪静，陈独秀还做芜湖皖江中学教员，与刘师培、苏曼殊、章士钊为一校同事。 半载平和的时光渐渐逝去，但清廷对“乱党”吴樾等刺杀活动的追究并未停止。1907年春，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人秘密告发，素来憎恨“乱党”的巡抚大臣恩铭急令捉拿并欲严加惩治。陈独秀又一次避祸离皖赴日。到东京后，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与苏曼殊、邓仲纯同住一间小房。陈独秀教苏曼殊学文写诗，苏曼殊教他英文、梵文。在苏曼殊的影响下，他较多地接触了梵文和印度文化。同年6月，陈独秀还为苏曼殊的着作《梵文典》数卷作诗。 对同盟会心存芥蒂的陈独秀，虽然与在东京的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从甚密，但有意避谈政治，只是切磋中西学问。他们也知道陈独秀的秉性，他不会参加同盟会，所以也不言令彼此尴尬的政治话题，权作书生相处。 此时，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中印两国革命志士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章太炎任会长。该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该会有着宽泛的入会标准，除主张侵略主义者以外，信仰任何主义的人均可参加。陈独秀于4月间加入该会，但因这一组织成员复杂，很少活动，只存在一年多便有名无实了。陈独秀也深深知道，这样的组织虽然阵线广大，但对于急需自救的中国来说，似乎有些远水难解近渴。他将主要精力又投入到偷闲做学问之中。 但在自己的故乡，此时革命起义正风起云涌，六七月间，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清廷巡抚大臣恩铭，被捕牺牲，其心被清兵挖出炒食。他与秋瑾共同策划的浙皖起义也随即失败，秋瑾也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壮中被杀于古轩亭口。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领导的潮州、惠州起义也相继失败。 亲手操作的政治运动一次次淡淡远逝，这远不是自己期望的结果，接近同盟会指挥中心的陈独秀也当然也会将自己组织的各个政治团体颇有发展的政治团体同盟会暗作比较，他深知同盟会阵营中革命党人飞扬的革命激情，但是，这些党团的挥刀起义也不免一次次壮烈而终。似乎所有的革命志士都“咸与同盟”了，他的满腔热血，豪情壮志的“热”换来万马齐因喑、同志离散、期功难竟的“冷”，千般努力如细雨沉湖，只泛起一圈圈涟漪。疲惫中的反思，失意中的回望让这个从未脱离中国文人性情的痛苦蜕变者寻找到丝丝欣慰。而立却未立，前行又难行。在这冷与热的冲抵与消弭中，年届而立的他不免心生苦闷，意志彷徨。文人的性情在政治世象的无常中逐渐浮显出来，他开始了忧伤为根欢为萍的表面上的逍遥。。 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历来是失意于政治场围中的文人疗救政治伤情的良药，此时离家去国，客居他乡的陈独秀也不例外。潜心致学，这应该是他社会角色的复位，也是政治冲锋遇阻后的退守，文人的气质让他不能政治舞台上飘举善舞长袖，他只能离开政治拼争，将自己放逐到政治的边缘，遁隐到国学文艺之中，用文艺去自娱自遣自宣泄，用学术去填充政治掏出后的虚空。 作为书生气很重的革命家，他的身上或轻或重的保持着书生的傲气，他不愿受人摆布而努力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他们即使置身于暗流涌动的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坚持“性情中人”的行为方式，率真、冲动等等，而不能也不会给自己戴上虚假的面具。这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优点，更是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致命弱点。 岳王会的终结是他文人情怀重新显露的无奈退守。 苏曼殊厮守在侧是他闲情复活的重要的条件， 苏曼殊这个具有中日混血的文学家，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有着“诗僧”、“情僧”、“革命僧”的称号。他188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母亲是日本人，6岁回广东香山原籍，12岁去上海姑母家，15岁又回横滨，第二年剃度为僧。尽管他聪慧伶俐、诗心荡漾，但是，耳濡目染的语言环境，使他不谙韵律，做不出好诗。陈独秀与苏曼殊在1902年发起青年会时相识，感情日深。在日本时，他曾跟随陈独秀学诗。被陈独秀称作“绝顶聪明” 、“天分高，善颖悟，又很勤奋”的诗才。诗词酬唱，文事互助成了他们交往的主要内容。 这个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苏曼殊的爱情经历对陈独秀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此时的陈独秀想在东京潜心钻研学术，打造学业。即使在1908年秋回国短暂度假，他也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到杭州探亲访友上，有意回避政治。虽也有公开活动，也只是应邀参加了安徽教育总会秋季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倡言改良教育的讲话。他无意关注中国如火如荼的同盟会的革命实践，更不会投身进去。很快，心牵学业的他便从中国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依然继续他的书生生活。 寄情山水，物我两忘也是隐者向往追求的绝佳境界。对于这个政治的失踪者，山光物性也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日本的日光山名胜华严瀑布，就留下了他放松身心的足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有灵性，自然也激发出了他的创作灵感，为观瞻佳美造化作了《华严瀑布》诗十四章，在赞美瀑布丽景之中宣泄出了内心的不快。诗中真义依然有着两年前“我心恻恻没来由”的莫名凄伤。 在他的诗中，日光山群峰是皱着的长眉，华严瀑布垂着“百丈泪”，有生者对死者的凭吊，有“知音复几许”幽叹，有“置笔泪沾臆”的伤悲。他在与华严瀑布作灵魂和精神的对话，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独白。这与无生命者的独语，是他内心深处的“不是幽人不得知的情怀的充分流露。 学人相访，切磋学问，是他文人生活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方式。研究国学，是他与文人墨客互相学习的主要内容。一天，陈独秀造访设在东京的《民报》社馆，拜会同盟会喉舌主笔国学大师章太炎，当时钱玄同、黄季刚在坐，听到有客人来访，恐有不便，就躲进隔壁房间里，里外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如处一室。陈独秀与章太炎纵论汉学发展，谈到清朝，并列举汉学名家，多在安徽江苏两省，当提到湖北，说那里未出过大学者，章太炎也附和着如此说，这时国学深厚脾气乖僻的湖北人黄季刚气愤不过，忍不住大声回答了二人的对话：“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章陈二人的学理谈话无意间伤及他人，遭到抢白，闻听此言也觉尴尬，索然扫兴，陈独秀随即告辞。 1909年3月，陈独秀迁居江户，与苏曼殊、邓庆初、邓以蛰常常聚首。该年初春，苏曼殊在一次演奏会上与调筝女百助枫子相识相爱，为她拍下许多照片寄赠好友们，但最终冲不破清规戒律。自从他芒鞋破钵，皈依佛门后，便常常在灵与肉、佛与魔的冲突中挣扎，陷入难以言喻的矛盾之中，密友陈独秀成了他最好的倾诉对象，他写了《本事诗》十首，向陈独秀和盘托出凄苦、复杂的心情。“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多愁善感的苏曼殊，欲爱不能，欲罢不忍，心灵上的痛感，只能借诗歌传递友人以排遣。 形体如闲云野鹤、内心有愁云惨雾的陈独秀，自然也为友人的情感困厄而产生了共鸣，他于是和诗十首，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悲悯和哀怨。隐隐流露出的壮志豪情却浸染了难以化解的苦涩。他开导自己的朋友：“一柱一弦亲手托，化身愿作乐中筝。”“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但和诗更多的还是倾吐自己胸中的块垒，表达了信仰和追求：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 尽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 诗中提及屈原，自见他内心报国无门的苦闷与孤愤，比及白居易，自不会做自哀自怜、泪濡青衫的江州司马。诗中他还将才学恢宏、命运多舛的但丁和拜伦奉为导师，虽然现实中有种种无奈和失望，但仍保有不灭的政治理想。他慵妆高坐，自娱自了，不取媚于他人，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特立独行，孤直高拔，在万般喧嚣中竭力做一个清闲而有雅趣的人。 11月14、15日，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幼帝溥仪继位，决定次年改元“宣统”。宫廷的巨变刺激了国内的革命者，他们又开始加紧活动，这一变故，对长期在情绪的谷底隐伏、徘徊的陈独秀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 1909 年10月，陈独秀从日本归国，暂居杭州。这时，与他隔别十年的大哥陈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客死沈阳的噩耗轰然传来，这个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巨大堪称亚父的大哥溘然早丧，的确让他惊惶悲绝！山遥遥，水迢迢，他立即仓促北上，到沈阳与兄长作生死一晤，少小兄弟长相聚，今朝生死两茫茫！墨泪融合、长歌当哭，为悼念兄长，他在沈阳寓宅悲作五古长篇诗《述哀》。诗歌情促辞工，似为讣告，他分寄与友人，后又跋山涉水亲自护送大哥的棺木返回故里。亲人远逝，忽失手足，生时相隔难相见，死后咫尺亦天涯。情深义重、有长者之风的大哥的去世，让离群于政治场上的陈独秀痛彻心扉，备感孤苦，人生短暂命如丝的强烈感慨油然而生。这首哭兄丧诗读来抑郁苍凉，摧肝裂肺！ 诗作回忆了兄长生前与自己的相处往事，对自己的才学积累的影响和帮助，抒发了兄长身后留给自己的痛苦，感叹母逝兄殁，人命危浅，手足缘薄。 历经变故的清廷似乎依然稳泰，葬完兄长，陈独秀又开始延续着在日本的生活模式。 为自己的人生理想，陈独秀常常游离于自己的家庭之外，自从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回家，缺失着本有的家事天伦。他与妻子高晓岚很少在一起，二人情致、才识、个性本就有着天渊之别此时更是人疏情薄。在妻子高晓岚的心中，丈夫陈独秀是一个思想怪异的另类，在丈夫陈独秀的眼中，妻子高晓岚是一个锈漆斑斑的古董。长久的分别，换不来夫妻的相悦。陈独秀的政治活动，难免多次遭到官府的查抄，陈独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丧门星”。她梦想劝丈夫安守本分，莫犯抄家灭门之罪而累及全家。妻子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为她选择的郎君，竟堕落成了清廷勒捕的嫌犯。在陈独秀的理想中，在外屡遭通缉追捕，回家如果能够得到妻子理解与安慰，也能使疲惫的心稍有小憩，没想却常常遭到妻子的数落与怪罪，这使他对这个本就不中意的旧式妇女更加嫌恶。 勤务家事，哺养子女的妻子指责丈夫不知益家反害家，而这个恪守封建妇道的妻子不知，她正在陈独秀的“恶俗”之列。由此家庭失和，充斥着口舌之争。 无休止的争吵，渐淡的感情，高、陈两家的指责，异分已是难以避免的了。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6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活泼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她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女性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她甚至认为，亲戚之间往来的加频与感情的加深，总不是一件坏事。 探讨、约会。情感，在两人的一爱一慕升华着。 当他们难割难舍的沉醉有所昭露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我行我素，毫无所畏。 妹妹与丈夫的日渐亲密高晓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封建的规训使她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暗自叹息落泪，履行着无爱的妻子职责。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在众人的非难中达到了感情的饱和点。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封建的权威已无能为力，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对这一“喜新厌旧”之举，当事者自得其乐，文朋骚友亦叹为观止。陈独秀与其妻妹的侠胆温情在“众数”那里“有伤风化”，而在“少数”那里则无疑是一个壮举。 31 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革命的波折，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得陈独秀沉浸在婚姻自主与爱情滋润的巨大幸福之中，二人相敬如宾，偕友人“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 这毕竟是陈独秀一生中安然自得的最美好的时光。 1910 年春，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他曾得意地在致好友苏曼殊的信中说：“公远处南天，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他所到之处，广结文朋诗友，通过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习刘季平结识了沈尹默。西子湖畔，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这种在“往来无白丁”的雅境中的应酬是高晓岚所不能伦比的。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独秀得意于娶了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侣伴，有着“佳人进美酒，痛饮莫踟蹰”狂放与欢畅。他写的《灵隐寺前》一诗正表达了那种把酒临风的惬意：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章士钊在回忆陈独秀与高君曼在杭州这段美好的时光时曾有诗赞道： 三月江南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 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二人弃家出走并自行成婚，被两家视为大逆不道，高家认为姐妹同嫁一人礼教难容，遂逐出家门，不认为女，继父陈衍庶更视二人为败坏门风，比参加革命党更难容忍，扬言永远不许他们踏入陈家大门。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高君曼与陈独秀成了苦难的制造者。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虽然他们兄弟二人对继母及父亲的成见难以释怀，但是高君曼始终都以母亲般的爱去关怀着母亲，至少他们还是姐姐的儿子，她的心里也至少明白是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妈妈，自己的姐姐。 高晓岚这位善良的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自从丈夫挣脱了婚姻的羁绊,她只有做封建婚姻的牺牲了,悖逆传统道德的双方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能有什么办法呢？虽不满丈夫行为却忍辱负重，上孝公婆,下抚子女,于1930年9月9日，郁闷于胸，积劳成疾，在安庆亡寿终于第55个春秋。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陈独秀率真质朴的性情，使他身边总多有良友。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时，与早在东京成城学校时就认识的刘季平很好。刘季平才识过人，又义气干云，苏报案发后，被捕入狱病死后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被弃之荒冢，他冒死将邹容遗体偷运到上海华泾入葬，人称“义士刘三”。 有一次，刘季平宴请沈尹默，酒后沈尹默回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第二天送给刘季平指教，刘季平将它张挂在墙上，被来访的陈独秀看见，就问沈尹默是何许人。隔了一天，陈独秀径直造访沈尹默，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素昧平生，就臧否他人，这种坦率给了沈尹默当头棒喝，因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从此发愤钻研书法了。陈独秀当时的音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还如在眼前。从此，沈尹默便与陈独秀成了良友。 此后一二年间，陈独秀差不多每天都偕同沈尹默、刘季平几个人到马一浮家里聊天，一起青梅煮酒，时常作诗。在他们中间，陈独秀似乎更多了一种爱好，那就是在作诗吟月或酒醉饭饱之余，每天总要独自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运笔不辍，显示了让人感佩的恒心。 陈独秀这个意兴遄飞的书生，在江南的风月中雅致浓厚，他每天练练书法，读读《说文》，研究甲骨文，还写作并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等文字学着作，过着文友日间聚、红袖夜添香的诗意生活。这种远离政治，不思国事的生活让他有着某种轻松，虽然他自言“感愤极多”，但也承认“作诗不少”，他积聚并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诗意才情在这种轻松中得到了很酣畅淋漓的释放。他着笔于“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的山水物象，陶醉在 “烹茶自汲水”、“人行松涧中”的清幽生活。《游韬光》、《游虎跑》、《咏鹤》、《寄士远长安》、《雪中偕友人登吴山》、《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等等都是他寄意达情的工丽诗作。 特别是《咏鹤》这首托物言志诗，更是他得意之余难抑失意的上浮：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不仅如此，他还作了组诗《存殁六绝句》，悼念亡友吴孟侠、何梅士、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和存友赵伯先、章行严、孙少侯、郑赞丞、江彤侯、苏曼殊，并将信抄寄给苏曼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组诗对死者的惋叹，对生者的赞美，融于存与殁的组对中，显示了挚友们的特征与卓越，寄托着对往事，对旧友的追思。能有追忆之人，又有追忆之时，可见此时陈独秀避出政治的悠闲了。在这一时期，那动辄写长篇组诗的创作力度，也是他远离政治，自我麻醉的最好注脚。 1910年的苍茫冬日，陈独秀又创作了五律组诗《感怀二十首》，抄寄时任《民立报》编辑的友人，其中两首得以发表。这组诗起溯上古、纵论中世，感世忧时，抒发了他多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等各种复杂的情怀。
他在释放宣泄，也是在隐忍积聚，彷徨中，他只有将“光明冀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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