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秋，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聂震宁在北京纪念著名作家巴人（王任叔）诞辰100周年的会议上指出：“巴人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是鲁迅之后又一位最优秀的杂文家。他的作品特别是杂文作品敢于关注社会现实，文笔犀利，拥有广大读者……”而巴人（王任叔）生前无端蒙受的冤屈却与康生有关。 一 1970年初，寒凝大地，浙江奉化大堰村的乡民们用同情和困惑的目光迎来一位白发飘零的老人。他，就是曾出任我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著名作家王任叔（笔名巴人）。他是在患重病之际被从北京强制遣返回家乡的。押送他的是一位神情严肃的军代表和4名士兵，外加宁波市革委会“无产阶级专政组”两名挂红袖套的干部。他们向乡暨大队革委会干部们作了交待后，又警告王任叔要正确对待自己，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与教育，而后就乘车离开了。 面带病容，手拄拐杖，以支撑瘦弱身体的王任叔，能为自己过去被扣上的一连串本就莫须有的罪名辩解么？不，显然不能。他曾长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大叛徒”，而且这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专门作的批示。尽管在1969年7月1日，组织上已撤销了对王任叔的审查，但又留着尾巴：不作结论，不分配工作，每月只发少许生活费。这令王任叔很痛苦，他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过，但迟迟未见回复，康生的批示像沉重的巨石压在他瘦弱的身上。 王任叔被村干部安置在村西头无名竹山下靠着生产队牛棚的两间旧茅屋里。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屋后是苦竹林，屋前有几株老树。屋里只有一床铺盖，很冷，多亏一些心地善良的乡亲们冒着风险给老人送来柴禾、煤油、米面蔬菜等，还为他生火御寒，又为他买药。儿子王克平赶来看望老人，让重病在身仍坚强地想活下去的王任叔感到亲情乡情的温暖。他在病情减轻时还念念不忘读书写作，在冷寂愤怨中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不幸又接踵而至，受尽摧残的王任叔时而清醒，时而神智模糊，最后他终于疯了！隆冬寒夜里，他多次离家出走，赤裸双足，穿着旧棉衣裤，披着蓬乱长发，跌跌撞撞地奔走在田埂小路上，仰对夜空，喃喃自语：“我不是叛徒，我从没出卖过同志，我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啊！” 以前，人们常说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巢”，其实，当年革命力量在奉化相当强大。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宁波市工会主席王鲲和宁波地区党的领导人杨眉山、竺兰芳等都是奉化人。王任叔的二哥王仲隅和当时的县委书记董子兴，也是奉化最早的共产党员。生于1901年的王任叔于19岁那年从宁波第四师范毕业，做了几年小学教师。1925年，王任叔在奉化县立中学教书时，在二哥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9月，已当上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想利用王任叔的文才，便亲自写信邀他去广州，介绍他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处机要科担任中校代科长。王任叔征得组织上同意，去了广州。蒋介石与留守主任李济深的密电来往，都要经过机要科。 1927年2月间，王任叔发觉蒋介石密谋清党反共，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尚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经组织上同意，他回到浙江，名义上在宁波第四中学教书，实际担任党的地委宣传科长。“四·一二”事变发生后，王鲲、杨眉山等被捕入狱。一个多月后，在上海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刽子手杨虎、陈群，奉蒋介石密令来宁波“清党”。 他们到宁波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王鲲和杨眉山砍头示众。腥风血雨中，王任叔很快也被捕了。他坚不招供，熬住了刑讯，自忖必死无疑便写下了遗书。时任浙江省府委员的庄崧甫老先生闻讯后，立即从奉化赶来营救。他是蒋介石的老师，为人耿直，有正义感。他硬要保释“世侄”王任叔。杨虎、陈群知道老头子不好惹，勉强答应了。王任叔的二哥王仲隅逃往武汉，几年后在外乡病故。 王任叔去了上海，潜伏一段时期后，开始露面。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创作中短篇小说，也写点杂文。他还在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任编委，很快成为公认的进步青年作家。他接受过鲁迅先生的多次教诲，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并担任上海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是沪上一位活跃人物。他的住所在日本租界区附近的上海虹口，是田野树丛中的农家出租屋。由于有人检举他参加策划了上海海员的反帝大罢工，租界工部局捕房要抓他，还行文警察局请求配合。王任叔得到好友通风报信后，化装逃离上海，前往在武汉的二哥处避风。他先是在武昌的汉江中学当教员，后又经友人介绍，到了南京的中央交通部当科员，两年多后才回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当他得知在他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了有名的“东方旅社”事件，不由心中陡生疑云，他为惨遭敌人屠杀的同志们而深感悲痛，同时，他也很想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 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陈绍禹）、李竹声等留学苏联归国的青年干部，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将李立三赶下台，夺取了中央领导地位。王明等宣称终结了“立三路线”，但他们又推行更左的路线，搞“飞行集会”，自我暴露力量，导致许多党团员骨干被捕被杀，损失很严重，王明的路线遭到党内很多同志的坚决抵制。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36名中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商讨写信要求第三国际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挽救中国革命。会议绝对保密。不想，会议正进行中，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 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又很蹊跷！次日，沪上各报头条均刊发了这一惊人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何孟雄等同志坚贞不屈，没有一人招供。很快，经蒋介石下令，被捕的22位同志被枪杀于上海南郊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围墙外的荒野上。这是一起大血案，后来的中共党史材料上都称这是由于叛徒唐禹的出卖，并说到交通员唐禹已受到严惩。但唐禹只是一个地下交通员，他如何能获悉这一情报的？一直说法不一，且过于简略…… 王任叔的同乡好友竺正信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他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机要室秘书。王任叔回上海后，有次在四马路与竺正信邂逅，因不了解竺的情况，只是寒暄一番就分手了。他对“东方旅社”事件感到困惑：国民党军警特务究竟如何获得确切情报的？唐禹又是怎么知道开会的地址与日期？左联的战友成仿吾、郑振铎都曾私下怀疑这一事件极可能与党内斗争有关，重点怀疑李竹声和当时化名赵蓉的康生。王任叔在搞创作的同时，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的真相。他逐渐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当然，他和其他看法相同的同志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直接证据，只是出于革命者的经验和直觉。 康生，原名张少卿，又名张宗可，张云，山东胶南人，1898年生。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担任过支部书记，“四·一二”以后转入地下工作，历任沪中、闸北、沪西等区区委书记，还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当时上海市属于江苏省）。王任叔与康生只见过几面，并不熟悉。在回上海后，他了解到康生在王明掌权后，丢弃了他竭力吹捧过的李立三，而效忠于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于1931年秋当上中央组织部长。康生与李竹生的关系更是密切，他们在党内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将不少反对他们意见的党员干部送往张国焘的鄂豫皖苏区“分配工作”。 其实，这不过是“借刀杀人”，因为这些同志都被张国焘加上“改组派”、“反党中央”等罪名杀害了。王任叔在了解到竺正信确实同情共产党的事业后，便与他恢复了交往。一次，竺正信悄悄地告诉他：“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前约3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接到一个神秘的告密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要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宜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因为他知道警备司令部内至少潜伏有3名共产党的情报员。起先，宣铁吾不太相信，但又想这会不会是共产党内出于派系斗争或路线斗争而意在借刀杀人、诛除异己呢？于是他调集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采取搜捕行动，果然马到成功。为此，他受到上司的重奖，还官升一级。王任叔开始怀疑康生。1935年6月，他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化名“屈轶”发表过杂文《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文章，着重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的同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实际上是被自己阵营的同志所暗中出卖，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王任叔在他的其他杂文中，也集中火力抨击他心目中的阴险歹毒之徒。鲁迅先生对他的杂文颇有好评，赞赏他嫉恶如仇的精神。王任叔却怎么也没料到，他对“东方旅社”事件的关注与议论及其一些杂文，为二三十年后康生无情地报复他埋下了伏笔。 三 抗战初期，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王任叔担任江苏省文委委员，在租界内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并动员安排一批批爱国青年去浙皖边区参加新四军。除了参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外，他还从事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担任《译报》副刊的编辑。他勤于笔耕，才思横溢，至1940年，他已出版10部中短篇小说集和杂文集，还抽空修改他著名的长篇小说稿《莽秀才造反记》。1941年9月，王任叔从上海去新加坡，在南侨师范任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做些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新加坡。王任叔去了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参加了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搞宣传工作，很快就学会了印尼语，担任地下抗日报纸《火矩报》的主笔。当时的印尼又称荷属东印度，印尼人民对荷兰殖民军和日军同样憎恨。日军当局曾悬赏通缉王任叔，发起过大检举。他两次死里逃生，在一印尼农民家里隐蔽下来，以耕田种稻为生。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然而，在举国欢腾的印尼，却发生了一起血案。和王任叔一同从新加坡转移到此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丹绒革岱。这个案子后来竟将王任叔莫明其妙地牵扯进去，使他冤上加冤！ 郁达夫是左联主将之一，我国著名作家，著述很多，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他流亡新加坡时担任过《星岛日报》主编，后又兼《华侨周报》主笔，还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名气很大。流亡印尼后，郁达夫于1942年6月定居在苏门答腊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小酿酒厂，还与当地一土著女子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的日语很好，一度担任当地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其间又竭力为被捕的侨胞和印尼人开脱说情。郁达夫的文人气息很浓，为人自信旷达，自认为隐蔽得很好，没想到日军宪兵已怀疑他就是郁达夫，担心他日后会写文章揭露日军在印尼犯下的罪行，遂将他秘密绑架杀害。 王任叔此时担任着印尼华侨联合会的顾问，他又投身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军的斗争中，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光复军。得知战友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已是月余后，他很悲痛，撰文悼念，主张严惩凶手。但战火重又燃起，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荷兰殖民军于1946年初将王任叔逮捕，投入牢房。经印尼各界人士抗议声援，三个月后，荷军当局被迫释放了王任叔。 1951年，中国和印尼建交。苏加诺总统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能选派王任叔担任驻印尼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了。王任叔在两年的任期内，为保护华侨权益、增进两国友谊做了不少工作。但外交工作毕竟不是他的所长，他一再向周总理提出还是想搞文艺创作。1954年，王任叔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其后，他组织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等书。他的理论著作《文学论稿》也于1957年出版。 王任叔对友与敌、邪恶和真理是爱憎分明的。他易于激动，谈话爱发议论，著文喜涉褒贬，容易得罪人。从1956年到1958年，他从批判官僚主义作风、改进党和政府工作的善意出发，写了《况钟的笔》、《“鲁迅风”话旧》等若干篇杂文，也针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条条框框及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写了若干篇短论，如《真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文笔犀利，广为流传。 平心而论，王任叔怀疑康生参与了“东方旅社”事件，仅仅是个人的怀疑而已，因为他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解放后，王任叔出于谨慎，也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在编自己的杂文选集时删去了他在1935年写的《谨防小人》等几篇杂文。然而，康生却似乎已“对号入座”，在着手准备收拾他，报复他。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 四 康生对王任叔当年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真相并写过几篇抨击“内奸小人”的杂文之举，一直耿耿在心。康生在1933年7月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年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追随王明路线。王明垮台后，康生全力拥戴毛泽东，痛批王明。1937年4月，康生从苏联回到了延安，当上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制造了一连串的冤案错案，大抓“内部敌人”，刑讯逼供，搞得延安人心惶惶。解放后，他一度失意，长期在杭州、青岛等地休养。1958年以后，康生重又活跃起来，以极左面目出现，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点了王任叔的名，称其思想右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党总是不满，别有用心地二次指出王任叔和蒋介石是奉化同乡，还在其手下当过官，要好好查查其历史，查清他是如何混进党内的。 在当时特定政治形势下，周扬等人也曾发动一些同志开会批判王任叔，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内查外调，但未查出任何问题。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分到文学所当编辑部主任。受此打击迫害，王任叔从此沉默了，他明白：是祸躲不过，他加紧编著百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一心想多做些工作。1964年，康生又跃升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 1966年夏“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被首都文艺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尽了折磨。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大校园内某造反派组织联合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王任叔是“出卖革命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说当年是他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的身份暴露而被处决。大字报中还说什么当年“苏加诺总统要求中国派王任叔出任驻印尼大使，是出于对他的酬劳。因为苏加诺为了赶走荷兰殖民军，曾通过王任叔与战败投降后仍滞留在印尼的日军总司令后滕中将密谈，谋求军火与军力的支持并取得成功”云云，分明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当时已调北京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回上海活动时，见到此份大字报抄件，如获至宝，认为这可以用来向康生讨好，亦可以作为收拾他素所嫉恨的王任叔的致命武器。 20世纪30年代初，张春桥从山东流落到上海滩，以卖文为生。他曾因投靠同乡、主持《新晚报》副刊的中统文化大特务崔万秋，筹划组织《华蒂文学社》，而受到过王任叔的杂文的抨击。张春桥明明知道国内已有几本研究郁达夫的专著，指出郁的被害与王任叔毫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善清的《郁达夫传》（1963年版），也指出郁达夫被害是宪兵队查出了他的身份，不存在有人告密。但张春桥为了升官和投靠康生，哪管这些。果然，康生读了那份大字报抄件后，欣喜若狂。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会议上，他再次点了王任叔的名，重复了大字报抄件上的流言，煞有介事地诬称王任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双料大叛徒”。 王任叔自知日子已不多了，心情悲愤。1969年以后，他病体支离，想见见儿子王克平都很困难，女儿克芹也被隔离了。1969年12月19日，王任叔在北京家中写下了遗书，要求对他的问题早点作结论，不要再拖下去，被抄走的2万元左右存款，同意上交国家。遗书的最后三条是：（1）在处理我的书籍时，如果奉化中学的图书馆缺书，可尽管选择拿去，我参加革命是从在那里教书时开始的。（2）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3）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将骨灰分为两瓶：一瓶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家宅后竹山上埋下；一瓶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 之后不久，王任叔被强行遣返浙江奉化家乡。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静的山村里，享年71岁。 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作家的生命通过其有价值的作品得到了延续。 (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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