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编者所加标题为“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信中写道：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文革”中出面保过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许人也，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保护？ 《周恩来书信选集》介绍：“康国雄，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 原来，当时的康国雄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呢？ 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后期，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经营银行外，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抗战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在任上，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资助。 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做教师，但他有“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的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革”中更是多次遭到批斗。 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1969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同情他的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与周恩来的指示不无关系。但是，当时正值“清队”高潮，“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把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 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后的戏剧性变化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批判他的人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被抓回来接受批判，他“揭发”康国雄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大会结束后，要康国雄立即交待。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几天后，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他立即大声说：“感谢党中央！”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不小震动。一时间议论纷纷，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出于无奈，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就康国雄的问题，作出解释：“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康国雄的确有病，党有统一战线政策，按政策给予照顾；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这时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高了。这一次，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先安排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撤销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到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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