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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