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摘自王曦之“兰亭序” 一．悲乎，小凯已乘风而去 读到文玫传来小凯仙逝的消息已近午夜。小凯离开人世时十分平静，使我心中浮上一丝慰籍。几个月来，对他将不久人世的医生诊断，虽觉得残酷和无奈，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旦他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消息被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匆促，难以接受。为此莫名的悲伤和不平绞缠于内心，思绪纷繁，全无睡意。我以极沉痛的心情给美国和中国的几个朋友打了报忧的电话之后，内心仍难以平静，便将前些日子为记念芝大恩师约翰逊教授去世而精心制作的CD放入机器。小号吹出的委婉，哀伤的乐声轻轻地流了出来，回荡于厅堂之间，似乎在赞美，在哀祷，在挽留。乐声渐渐变得坚毅，向上，有冲入云霄之势，似乎在远送小凯升向天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不禁悄然淌下，胸中的淤塞似乎得到疏通，变得平静起来。我暗暗希望此时已在天国的小凯也能听到这种天籁之声。跌宕起伏的乐曲不正象征着他自青年起便多灾多难，但始终自强不息，败不馁，胜不骄，最后终于攀上学术高峰的一生吗？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他在云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微笑。这种微笑极为动人，充满神秘，既透着智慧，执着，沉毅，简直深不见底，又带着宽容，潇洒，和无以名状的忧郁。这是历经过艰险的世道，又尝到辉煌的成功后才有的大彻大悟的笑容。只有进入智慧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这种几乎永恒的微笑。这种笑容既是明朗的，灿烂的，透彻的，深邃的，又带着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典，以及对世上放目望去仍无处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遗憾和不安。 二．偶然的结识 回想和小凯20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概括。记得第一次见面纯粹出于偶然。大约是1980年或1981年暑假，我照例由上海回北京度假。正好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在北京中央团校举办发展经济学的讲习班。当时这种国际交流在中国还刚刚开始，名额有限，十分热门。好友兼老邻居何维凌从农村发展组那里获得一个名额，说自己和陈一谘都有事去不了，要我代去。这便使我有缘结识小凯。记得起因是我在班上帮助一名国内学者与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沟通，引起他的注意。课后相互介绍后，得知他在社科院攻读经济学硕士，此时我正在复旦攻读世界经济硕士。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学习班上，我们有机会长谈，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改革充满憧憬。基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我们都坚信，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才有救，并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去欧美看看，借鉴可供中国参考的经验和知识。分手前小凯介绍了他文革中的遭遇，我才意识到面前的他便是文革中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而名噪一时的杨曦光。然而，使我万分惊奇的是，我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儒雅文弱的青年，与我本来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是一名高干子弟，既不张牙舞爪，利牙令齿，也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相反，他显得谦和，可亲，甚至有些木纳和?典。他提到自己利用狱中10年的时间刻苦自学数学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为偶然之间竟能交到如此杰出而有传奇色彩的朋友庆幸不已。分手时，大家都觉得肚里还有好多话没有倒尽，并意识到今后彼此都会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三．西天取经的心路历程 以后两人又各分东西南北，忙于各自的学业以及后来的出国努力。再一次深谈已是1983年的年末或1984年的年初。当时复旦派我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小凯则在邹至庄教授的鼎力帮助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他获知我到纽约过圣诞的消息后，便邀我去普林斯顿小住。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畅叙别情，交流对国内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各种看法，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学好现代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对自己的将来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交流了各自学习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两人当时正遇到相反的困难。西方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数学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然而英语却成了他的心头大病，面对老师，同学，常常感到有口难言，无法充分表述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深邃的思想。他见我来，似乎有了倾诉的对象，大大发挥了一通对“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的感想，认为他自己还处于这种休克之中。他获知我的家眷还在国内后，又拿出为思念他尚在国内的爱妻小娟而作的古典诗，与我共赏。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使我感动不已，也加深了对他为人的了解。 和他相反，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则是数学。文革中我虽然自学了一些东西，但有意抵制数学。在复旦求学期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曾经恶补了一下，自以为有些进步，到了芝大呆了一学期后，痛感的不是“文化休克”，而是“数学休克”。我当时已经萌生了攻读博士的想法，但真要这么做还面临不少障碍。首先，不知复旦的意见如何；其次，就是年龄和数学。我因此十分犹豫不决，便和他商量对策。他看着我，满脸诚恳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你已经到了芝大这样好的学校，机会难得。不下定决心读出博士学位，以后会终身后悔。我也面临很多困难，年龄大了，英语单词记不住，但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攻读博士的决心。”他劝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给我开了一些数学书目，要我细读。他的这番话给我极大的鼓励。他虽比我小两岁，但以他的年龄和坐牢十年的背景，要在博士课程的层次上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所需的勇气和毅力令人肃然起敬。后来我拿下芝大经济系博士的学位，虽有复旦和芝大的许多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要感谢，我十分铭感在心的则是小凯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和他对我的及时指点。 他后来前往澳洲工作，估计吃亏的还在于语言，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便获得极大的好评。若无语言问题，他应在美国一流大学轻易找到教职。由于他远在澳洲，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不断传来有关他的好消息，或看到他的新作，略微弥补了时空的阻隔造成的思念。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越来越大，成为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学者，我暗暗为他高兴，也更加感到他的坚毅，执着，感佩他永远的奋斗精神，和高人一筹的智慧。逆境不但没有使他自艾自怨，反而激发他更加奋发向上。 欣慰的是，澳大利亚似乎对他是宽厚的，爱惜的，将他选为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他并建立了一个充满生气的家庭，成为一个有3个孩子的十分自豪的父亲。1990年中期，他携全家来美国访问，大海开车将他全家送到我在纽约的家中作客。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我们有机会再次深谈，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由于久别重逢，加上谈话十分投机，时间竟不知不觉过去了，直到大海的太太怕太晚了，开车危险，从新泽西打电话来催，他才带全家依依不舍告辞。我目送大海的车子载着他们全家远远离去，深深为小凯和小娟美满的家庭而高兴。对小娟的贤慧，端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感到，小凯还是小凯，尽管着作等身，名扬中外，却仍那样的谦和，亲切，充满人情味。 四．潜心追求真理，志在兼济天下 小凯需要克服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可以想见他在学业上一定极为繁忙。但出于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关心，他仍抽出大量时间为改革事业献计献策，并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此，我们曾有不少联系。1985年于纽约正式成立了学会之后，在每年的年会里总能见到他清瘦的身影，听到他的种种高论。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尖锐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寻找能够令自己和别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观点即使在学会内也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虽然对自己的观点是坚持的，但他对争论对手的人格却永远是尊重的。他的对手中也没有人怀疑他对中国的深沉的热爱。这是他为什么和那么多人发生争论之后，仍能有如此多深深爱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对他上下求索真理的执着，勇气，和诚实，更是深怀敬意。例如，他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政治制度。后来，他系统地写了关于宪政的长文，总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是毫不动摇的。我多年鼓吹土地私有制，可是即使在学会中公开支持者也寥如晨星，小凯是少数几个在学术上有杰出成就而又坚决对我的观点予以支持的人，使我感到气壮和宽慰。 约4年前的夏天，我受学会的委托，为配合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和国内的几个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小凯接受邀请，欣然前来参加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他那篇有关宪政的着名论文。在会上宣讲时，他的论文引起极大的争论。我个人十分赞赏他的观点，觉得欧美各国之所以在全球化的早期成为强国和富国，无不得益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突破。中国要在最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中避免再次成为受害者，就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幅度改革。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点变的越来越明显。可惜在出版会议论文集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说服出版社将这篇论文收入。事后我向他一再致歉，也是我内心至今仍对他暗暗感到歉意的事。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的难处。所幸经济学消息报以极大的魄力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总算多少弥补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五．将古典分工理论发扬光大 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早已有许多专家加以鉴定，并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不需我在这里赘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虽然数学较好，但并未因此钻到数学的象牙塔里，并未精心选择一些缺乏实际意义，基于极不现实的假设，小而又小的课题，大玩数学游戏，以图早日发表。这是不少以数学见长的经济学家拼搏终身教授头衔的不二法宝。但小凯从不回避经济学的重大而棘手的课题。 在我看来，小凯最主要的贡献是用数学重新阐述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的极为精彩的论述。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发扬光大，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以使用超边际分析为其主要数学工具。 有意思的是，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p36）。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都提倡自由市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新兴古典经济学关心的范围比新古典经济学明显扩大，也更接近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原意。 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在小凯看来，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正是对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性的讨论，使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的逻辑是清楚的。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可见，以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包含极为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对斯密思想的重新诠述，也是对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果的借鉴。当然，在小凯的有生之年，他的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数学的证明。这使他的早逝格外令人痛惜。不过他已经用自己杰出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他不仅仅是个通晓数学，博览群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大师。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毕竟还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六．人虽远去，向天之问仍在回响 如果我记忆没错，最后一次和他长谈，是约2年前的暑期，我自北美返京度假。他当时应邀在复旦讲学，复旦为他安排进海军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发展，很为他焦虑。所以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处拿到他的病房电话后，便从北京试探性地和他打了电话。本想简单问候几句，以免累着正在病榻上接受治疗的他。不料在说了问候的话之后，每次想挂断电话，他都说不累，不累，坚持要和我继续交谈。为了使他高兴，我也就不管会不会累着他了。他详细向我描绘自己身体的现状，对复旦和海军医院的照顾似乎充满感激，对未来则充满展望。他的语调仍那么亲切，平和，他那着名的微笑这时又极为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详细描绘了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处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我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我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挂了电话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回味他的谈话，一边默默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今年年初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年会上，遇到许多好友。我习惯性地向他们打听是否有小凯的消息，因为内心总有那么一丝不安。往年这时，都已读到他在圣诞前夕发给大家的贺词，介绍他一家的近况，特别是他和病魔搏斗的进展。每次读到他的贺词，总是为他和他的一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敬佩。然而这次，他却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来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坏。终于，他超脱了病魔的长期纠缠，响应上帝的召唤，离我们远去。他是一直走在我们面前的人。这次，他又远远走在我们面前了。小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许一些人认为他和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太超前，太不适用于中国。我想指出的是，小凯不是个需要懂得审时度势，满腹韬晦的政治家，他毕竟只是个关心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学者。但是，他是一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大无畏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要这样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耸入云霄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有些甚至是引起争论的。他甘于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对待别人的不理解，顽强而勇敢地走着自己选定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怀抱中去。 小凯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由他将近40年以前首先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关心中国前途的每个人的心中仍在不断回响。幸运的是，他不但为我们提出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小凯穷其一生，力图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从青少年时期崇拜巴黎公社，到中年以后从理性上无保留地接受宪政加自由市场，他完成的转变是惊人的。大概也因此过早过快地耗尽了他的体力和智力。 我坚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他的遗产的深邃意义，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赞赏。小凯是经济学家的骄傲，是华人的楷模，是我们学会的良心，也是我个人的榜样和益友。我为小凯好友过早离我们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的理论遗产，并对他崇高的人品和杰出的学术成就给于更多的尊重。 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市远思斋 2004年7月9日第一稿 2004年7月23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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