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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作家的丑陋谎言

作者: 曹长青 | 类别: 作家 | 内容: 作家诗人 | 文型: 评论 | 评论: 投票

一、唬了中国人，耍了卡梅隆 “中国的小说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买了版权！”这个消息成了中国多家报纸以及海外网络的大标题。这本中国小说就是旅居加拿大的上海女作者贝拉（真名沈蕾）写的《911 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它由北京“现代SNP创作中心”去年秋策划出版。策划人安舜波对《中华读书报》等记者说，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占中国年度向外输出图书版税的近一半；而且是由全球走红的《泰坦尼克号》的导演执导，詹姆斯．卡梅隆还要到上海考察。这位曾出版过卫慧的《上海宝贝》的编辑、出版商说，“这是一个奇迹”。贝拉的书因此被“炒红”，在纽约的《侨报》和北京的《新浪网》上连载，北京《中华读书报》和上海《新书报》都说，贝拉的书“在美国也引起了轰动”；好几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们，也出来哄抬这本书，说贝拉“走向了世界”。卡梅隆会买言情小说？看到这个消息，立刻闪出一长串问号，这怎么可能？因为从常识的角度，一本中文书，还没有任何外文版，怎么会“走向了世界”？怎么可能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另外，在没有英文版、没有在美国畅销、好莱坞导演没看到全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怎么会贸然用百万美元高价买了版权？这完全不符合常识逻辑。第二个令人质疑的是，一向喜欢拍高科技片子的卡梅隆，怎么可能看中这么一个末流言情小说？这本作者称为“半自传体”的小说，除了有来自上海的女主人公和华尔街的股票交易人举行婚礼，但新郎在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中遇难的章节之外，主要内容是以极度自恋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从中国到日本、从东京到纽约，从美国到上海，一路风尘仆仆和各国男人交欢的故事。 “百万美元买版权”不像真的过去几年来，我对卡梅隆拍摄的电影一直很关注，主要缘自他的《泰坦尼克号》。我不仅被该片中令人眩目的高科技而震憾，更被当年曾在“泰坦尼克号”上发生过的许多真实故事而深深地感动。当时我把《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的四本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书全都买来看了一遍，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文章。由于对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兴趣，引起我对卡梅隆的关注，对他要拍摄的电影等，都有兴趣了解。以至他后来拍的电视连续剧《黑天使》（Dark Angel），我也几乎跟着电视节奏每集都看了，而我是个几乎从不看电视剧的人。卡梅隆是个特别偏爱高科技的奇人，有一种特殊的艺术灵感。刚当选加州州长的阿诺　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终结者》系列也都是卡梅隆拍的侧重玩高科技的片子。在贝拉的书要被卡梅隆拍电影的消息出来之后，我还在《纽约时报》（2003年3月31 日）上看到报道说，卡梅隆以五年时间拍摄“泰坦尼克号”纪录片《渊底之魂》（Ghosts of the Abyss），以保留这个历史遗迹，因为自从他的电影全球叫座之后，很多名门富豪花高价去海底参观那艘巨轮的残骸，还有纽约的富豪乘特殊潜艇，到残骸上举行婚礼；因人为损害，再加上近百年的海水腐蚀，据专家预测，再有几十年，这艘巨轮的残骸将解体，“泰坦尼克号”将永远和人类告别。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卡梅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艘船上的原因。所以说卡梅隆突然要转向，来拍一个中文作者的言情小说（没有多少使用高科技的余地），明显不符合这位电影导演艺术生涯的连贯性，让人觉得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 买电影版权的说法不像是真的；但毕竟这只是推理，不能成为定论。由于这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所以觉得应该对这件事做点调查、核实。华裔导演：“从未听说这事” 首先是找到了一位好莱坞的华裔电影导演。这位不愿公开名字的导演在好莱坞多年，对中美之间的影视版权等活动很熟悉。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没有听说有这件事”；然后从专业角度分析说，贝拉的小说还没出英文版，美国导演在没看到书的内容情况下，不可能贸然购买版权。“如果这样做了，有点怪怪的。”这位导演还介绍说，好莱坞多是买《纽约时报》等畅销榜上的书籍版权，“因为从商业角度，那已是畅销书，有了读者市场，再拍电影，不用从头做宣传，既节省费用，又已有观众基础。”她介绍说，最近好莱坞以100 万美元买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故事版权，再重拍。因为《无间道》已有很好的票房价值，具有潜力。当我提到北京的报道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买了贝拉小说的版权，并确定由卡梅隆执导时，她表示，好莱坞每天都有Daily（日报资讯），这么大的和中国有关的资讯，她不会不知道；而且特别强调说，不要说是从中国买个小说，就是卡梅隆决定拍任何片子，在好莱坞都是“新闻”，因为他实在是个名导演。但她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建议我到好莱坞的几个专业网站上去查；她介绍说，好莱坞设有好几种查询这种资讯的专门网页，因为好莱坞有很多studio（电影制作室），为了怕互相撞车或题材重复，都把正在购买、developing（商洽中）和已成交的小说版权、电影项目等，列在这种资讯网页上。她还特意把自己上（收费的）专业网站的名字和密码等借给我使用。按照她的指点，我到好莱坞的几个网页搜寻，结果没有找到关于贝拉小说的任何消息。所以，贝拉小说的版权不仅没有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购买”，连正式洽谈都还谈不上。 “中国第一策划”炒胆包天在好莱坞的有关网页上，找到了卡梅隆自己的电影公司（Lightstorm Entertainment）的资讯，联络上了该公司总裁雷．桑切妮（Rae Sanchini）的秘书金．特洛伊（Kim Troy）小姐。她马上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但她也相当慎重，说会再去核实卡梅隆和桑切妮。查核之后，卡梅隆公司的总裁桑切妮通过特洛伊小姐正式答复说，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拉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买贝拉小说的版权，卡梅隆当然更没有拍摄这个小说的计划，这一切他们公司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而贝拉作品的策划人、曾出版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安波舜，居然在北京一板正经地发布新闻说，“卡梅隆一直在积极而审慎地选择作品”，认为“《911生死婚礼》便是他一直要找的东西。”这位东北辽宁大学中文系82届毕业生、“中国第一出版人”，真是 “炒”胆包天呵！但人家安波舜领导的公司，章程第一条却是要求员工“做诚实的知识份子”。福克斯公司答复“没这回事” 在好莱坞的专业网页上还查到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资讯。在此之前，今年3月份《多维时报》记者已经多次致电20世纪福克斯公司查询有关这笔版权交易，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有购买贝拉小说版权这回事。但由于贝拉在接受《多维时报》采访时说，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中规定今年9月纪念911时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小说英文版，并公布电影改编权交易这一消息；所以，我决定等到911，看到底福克斯公司有没有这么一个发布会。但911纪念日过去了，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必须再跟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核实清楚。由于20世纪福克斯公司是个很大的机构，断断续续经过前后几个星期的电话、电子信查询，从国际部，到市场部，到公关部等等，所有人都回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最后终于找到了掌管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业务的法律部副总裁马克　迈耶森（Mark Meyerson）。他要求用信件详细解释、说明这个版权故事的整个过程。九月底得到迈耶森先生的正式答覆：“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本书、了解这本书，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书的版权。” 在被问道“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购买电影版权是否要通过董事会”这个问题时，迈耶森先生回答：“绝对不需要，任何购买书或故事的电影版权，都不需要通过董事会。” 他接着解释了他们公司购买电影版权的程序：首先由他们的creative executives（创意管理者）寻找可以拍电影的题材，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找到、决定以后，由商业部负责洽谈，最后由法律部通过。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和董事会联络。迈耶森先生说， “董事会是决定公司整体运作等大事的，这种版权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管。” 这么说，贝拉和她的策划、出版人安舜波的所谓“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说法，完全是一个谎言。安波舜曾说，“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的人，每年不出点事情的话，别人就说那不是安波舜了。”那么这“百万美元卖版权”的谎言，应该算个不太小的“事儿”吧？二、美女作家的丑陋谎言在调查《泰坦尼克号》电影导演卡梅隆到底是否以百万美元买了贝拉小说的电影版权过程中，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有关贝拉的资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篇在新浪和许多网站转载过的“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就像美国导演以百万美元买一个根本没出英文版的中文小说电影版权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样，这个“日本专栏作家” 采访也有诸多令人质疑之处。首先，在这个所谓“采访”的只有70个字的“导语”中就有谎言。该导语第一句说： “《911生死婚礼》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海外，除了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一条所谓“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之外，这本中文小说连影子都不见，也没有英文版，更没有任何人评论，哪来的强烈反响？这不是睁眼撒谎吗？其次，《911生死婚礼》并没有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一个日本专栏作家为什么要采访这个在日本毫不知名的中国作者？它的新闻价值在哪里？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新闻常识。哪来的“日本专栏女作家”？第三，这篇采访到底是用日文，还是中文？如果是日文，那么采访原文发表在哪家报纸或杂志上？从外文翻译过来的采访，一般肯定要注明是哪个报刊、什么时候发表的。除了版权问题，还为了表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中国前几年就曾有过冒充德国人写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但这篇有关贝拉的采访却没有给出日文出处。如果是用中文采访，那么一个日本专栏作家，如果不是为了在日本发表的话，做一个中文采访有什么意义？这不符合常理。第四，日本真有这么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女作家吗？为此我请教了日本翻译家金谷讓（Joe Kanatani）先生（他翻译很多中文著作和文章，部份文章登在： www.eva.hi-ho.ne.jp/y-kanatani/minerva）。住在京都的金谷先生回信说，他不知道，也查不到这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作家。他表示，“小林”是个常见的日本姓，“舞美”则是个罕见的名字，但是有。当然，一个日本人不知道，绝不等于没有这么个专栏作家。那么最简单的做法是，请贝拉指出这个“小林舞美”是日本哪一家报刊的？我请金谷先生直接采访她。如果贝拉拿不出这么个“日本专栏女作家”，那么她就是在撒像 “卡梅隆百万美元买版权”一样的弥天大谎。到底是提问，还是吹捧？第五，至于这个采访本身，任何一个稍有记者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根本不是在提问，而完全是在吹捧贝拉；而且明显不是问题在先，回答在后；而是先有回答者想说的话，然后虚拟的问题。有些“名人”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这并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有太多的记者提问不到位，导致回答者想说的话无法表达）；但如果是硬编造一个“日本专栏作家”，用提问的方式自我吹捧，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请看下面这些文字，到底是在提问，还是在吹捧？ “你的人生足迹不仅染上过东洋的色泽，有欧美的风尘，又是一个在潜意识里烙上了旧上海情调的女子。而且，更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读了你的《911生死婚礼》更让我惊异于你作为一个女人在爱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缤纷和光鲜。” “你书中‘偷情的故事’始终是最完美和动人的，那是为什么呢？”“听说，有读者竟把你捧成‘爱情的女神’，是这样吗？” “近年，中国的‘美女’作家，‘妓女’作家流行，有人评价你是‘情女’作家，是一个把人类情欲写得最美、最深、最极致的中国女作家，对此，你怎样看？”（这个“小林舞美”难道是中国当代文学专家？把中文作品全都看了个遍，得出贝拉是“最最最” 的？）第六，一般对作家的采访，总不外乎这么几个常规的问题：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喜欢哪些作品？受哪些作家影响较大？创作中有哪些甘苦？再就是探讨该作家的作品等等。而这篇对贝拉的采访，却提了一些简直荒唐的问题，诸如： “你睡的时候，是不是有漂亮性感的法国睡衣陪你？” “与男人约会，你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怎样？” “你爱吃醋吗？” “你认为女人最性感的是什么？” “你喜欢自己长发飘逸的形象吗？” “你梦想中的爱人是怎样的？你找到了吗？” “你常常与爱人煲电话粥吗？” “你的梦经常应验吗？” “当一段爱情已持续久了，你会不会在‘甜蜜时分’添入一些性幻想，以依然保持性的狂烈？ “你有过一夜情吗？你怎样看待它的？” “你对中国男人的评价如何？” 和西方国家相似，日本的绝大多数专栏作家都是由专业记者提升上去的，他（她）们怎么可能提出这种类似两个浅薄的小女人闺房对话般的问题？这种问题拿到报刊上，不贻笑大方吗？贝拉声称她的小说是半自传体，说她本人的确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美国男友在911中丧生。但在回答“你找到你的意中人了吗？”这个问题时，贝拉说，“这是我的intimity （隐私），让我保留一点空间吧。”拼错了的英文和括号中的译文都是该采访中的原文。一个和美国人有过长征恋爱经历的人，总不至于把“亲密”（intimacy）和“隐私”（privacy）两个字都弄不清楚吧？三、她和松本清张“在温泉相会”？在所谓的日本专栏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中，有一个问题是：“松本清张生前很喜欢你吧？”贝拉回答：“对，我们最初是在山梨县的‘下和温泉’里邂逅的，那个温泉据说能够治病，他当时已有80岁了，见到我就很亲切。后来，我应邀去他在东京的家做客，他送了我那本最着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令我非常感动，他是我在日本的爷爷。”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在1992年8月去世，享年82岁。由于贝拉对她本人的具体年龄、具体赴日时间都对媒体模糊（60年代生人，80年代去日本），所以对她到底是否见过松本清张，似乎难以下结论。但我仍有清晰的线索，起码可以做松本清张式的推理：之一：据上述京都的翻译家金谷讓先生介绍，日本的山梨县根本就没有‘下和温泉’，这贝拉怎么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推理大师呢？（梦里吧？）之二：据贝拉说，她是在松本80岁的时候见到他的。但是，松本清张80岁那年由于视力减退，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同年他还住院做了前列腺手术。一个80 岁的老人，在这种大手术的间隙，不仅去了一个不存在的“温泉”，见到了贝拉，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松本清张已故，死无对证，但贝拉还是有可能证明她和推理大师的亲密关系的，她不是说“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吗？那么就请贝拉列出这“不少朋友”中的几个，他们总不会都已故去了吧？之三：再看贝拉下面的说辞：“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松本的《砂器》在日本到处可以买到，如果贝拉手里的版本没有松本的签名之类，她也可以解释，老人家忘了签；而有松本签字的版本在日本也不难找到，这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贝拉的《东京夜色》。在 1992年以前（也就是说，在松本清张去世以前），贝拉真的出版过这么一本书吗？在贝拉网站（www.beila.net）上注销了六本“书”的封面，其中《911三部曲》和《远岸的女色》（都是这两年出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面上的书名。但是，所谓贝拉的早期作品《旅日手记》和《东京夜色》则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其封面字迹，其中《东京夜色》像一张世贸大厦背景的明信片；这无法不使我想起“巴灵顿博士”吴征的做法：把巴灵顿大学的一封信，扫描到无论如何都看不清的地步，然后把这封信当作“博士证书”传给《南方周末》，其欺骗读者之胆量惊人。所以，我的判断是，贝拉在 1992年以前根本没有出版过一本叫做《东京夜色》的书，就像她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松本清张一样，她还把一本根本没有过的书送给了推理大师。当然，我的推理达不到松本清张的准确度，贝拉只要公开指出这本书是哪一年，哪一家出版社出的，就可以推翻我的推断。不存在的“维也纳钢琴教授” 请读者记住，上述评论的这些都不是贝拉的小说，而是贝拉接受“日本专栏作家”的采访。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真实的，容不得任何虚构的。除了这篇“小林舞美”的采访以外，在“新浪读书”上还有一篇题为“漂泊　恋爱　写作：旅加女作家贝拉其人其作” 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也有类似的荒唐。例如，该报道说，贝拉“到日本后更荣幸地拜来东洋音乐学院任客席的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安东（ANTON）为师，琴艺进步神速。”首先，在日本根本就没有一个“东洋音乐学院”，而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音乐学院里，贝拉拜的是只有名，没有姓的所谓着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在西方男人中叫Anton （Anthony）的没有上百万，也得几十万；谁都知道，西方人的姓才更有识别的意义。那么这个“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姓什么呢？而这种 “东洋音乐学院”之类明显的谎言，只能是贝拉本人告诉记者的。该报道中还有一段说，贝拉不像其它中国留日学生那么穷，因为她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区的酒吧弹钢琴，所以“一下子就幸运地解决了在日本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问题。贝拉的老板娘还戏称她的工资加小费比日本首相的年薪还要高。毫无疑问贝拉可以在东京随意消费。” 酒吧琴手靠什么收入超过日本首相？贝拉这种说法只能是欺骗不了解内情的中国人。上述日本翻译家金谷先生介绍道：根据《公务员特别职给与法》规定，日本首相一个月的工资是234万4千日圆（二万多美元）。他说，“一个在酒吧弹琴的能比首相收入还高绝对不可能！”他还详细解释说，在日本酒吧的钢琴手，都是还在大学学习的音乐学生，或没有出头的专业钢琴手，其中的确大部分是女性，但她们的工资较低，小费也不多。她们通常不富裕，除非她父母、丈夫有钱，或者她本人有色情生意。在写完这篇文章之际，又在《中华读书网》看到一篇所谓“《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对贝拉的长达5,700字的采访。而《纽约时报》根本没有什么“特约采访人”一说；而且该报也从未登过这么一篇采访。这个所谓的陈骏，还有一篇对安波舜的长篇 “采访”（在贝拉个人网站上）。虽然在那篇采访中，对陈骏是何人没有交待，但同网站上刊出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而引用的那段话，就出自这个“陈骏采访安波舜”。和小林舞美的提问一样，陈骏对贝拉的所谓“访谈”，也是想回答的问题在先，然后拟订的以吹捧为主的“提问”（把吹捧贝拉的学者们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提问根本不是根据《纽约时报》读者的需求来的，问题本身完全是为了在中国国内推销贝拉，而且绝不是出自对海外了解的人之口。例如第一个问题：“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她在海外成哪门子的名了，《纽约时报》的人怎么可能这么提问？）。再有：“请问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样的风情万千？美国读者都关心你这位让人怜爱的中国女儿还会去哪儿漂泊？”这问题是贝拉的出版策划人之一的白烨提的吧？陈骏对安波舜的访谈，也是这种对海外完全不了解的、意在国内为贝拉造势的模式（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在Google上查到这两篇采访）。这个世界上真有“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和“《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吗？四、演床戏的女人叫“纯洁” 贝拉小说被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是个骗局，贝拉被“日本专栏作家采访”也明显有作假，那么贝拉自称“半自传体小说”《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有多少 “艺术真实”和“自传真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畅销榜上，都清清楚楚地把书分为两大类：虚构作品（fiction）和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小说，属于“虚构类”，自传，则列入“非虚构类”，而没有把两者混到一起的“自传体小说”。虽然多数作家都从自身的生活体验、经历中获得写作素材或灵感，但无论作家在写作中融入了多少个人生活的真实经历，当宣称是小说，那么它就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后的再创作，和真实生活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是虚构类作品。靠“自传”卖点推销虚构但在中国，就像“报告文学”把新闻和文学混为一体（哪部份是新闻报告？哪部份是文学？），容许新闻报道中用文学夸张的形容词、感叹词、抒情片断，来强化事实部份的内容，达到新闻报道所无法企及的煽情效应一样，现在又“自传体小说”走红，作者故意模糊真实和虚构部份的界线，基本是靠所谓“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这类作者多是由于写作能力太差、想象力太贫乏，无法塑造一个有血有肉，能独立站立起来的艺术形象，于是就虚构一个美丽多姿的“作者自己”，然后把这个绝大多数是虚构的东西叫做“自传或半自传”，以达到让读者迷恋作者本人，而不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效果。周励、艾蓓、卫慧、贝拉旅居纽约的上海女性周励10年前就是这么干的，以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叫做小说的东西却获得中国的纪实文学奖），感动了不少中国读者。令读者们感动的，是“周励本人”到美国打天下，发奋成功的经历，而那些号称“纪实” 的内容却多是虚幻、夸大出来的故事。结果被她虚构的“自传经历”伤害到的华人商家，不得不在纽约召开记者会，揭露、谴责周励编织谎言。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的例子。旅居旧金山的北京女性艾蓓在9年前也是这么干的，用所谓“纪实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编造出一个“周恩来的私生女”——作者自己。而在两年前，上海的女性卫慧，也玩这种把戏，把她那本末流作品《上海宝贝》称作“半自传体小说”，用自己的身体炒作。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贝拉，只不过这个用“谎言加身体”炒作的贝拉，比只用自己身体炒作的卫慧要低劣得多。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基本情节是，一位上海女子，抛离丈夫阿根，逃婚到东京，在那里和日本青年千岛海天堕入情网，在举行婚礼时，被暗中与她偷情多时的美国有夫之妇格兰姆抢走，后来两人准备在911那天举行婚礼时，新郎却在世贸大厦中遇难，她绝望中返回上海，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美国商人John，又一见钟情。这本自恋狂般描写天下男人都垂涎她的肉体的“大散文”书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从上海到东京，从东京到纽约，再从美国到中国，一路风尘仆仆地和各国男人交欢的女主人公 “我”，名字竟叫“王纯洁”。这贝拉小姐可真有“自嘲”的幽默感呵！美国性小说不玩“纯真” 这本书明显要制造两个卖点：中国女人和异国男性的浪漫史、性描写。这两个卖点目前在中国大陆好象还持续有市场。对于许多一生也没有机会和想象中既浪漫、又富有的异国男性（尤其是西洋男人）发生一场刻骨铭心恋情的中国女性来说，“王纯洁”和一个日本人、二个美国人，从东京到纽约再到上海的罗曼史，自然可以惹来羡慕的目光；对几十年来饱受性压抑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性描写当然也是越多，越赤裸，越受欢迎。但这两个卖点在美国就根本没有市场。你那些企图吸引国人的异国风光、异国男性，在这里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部份（尤其是对非移民的当地人来说）；而如果读者想看床戏作品的话，到曼哈顿42街红灯区的色情杂志店，十美元可卖好几本，人家实实在在地写 dirty（肮脏），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卖点就是dirty，所以绝不会自己玩自己，把女主人公叫“纯洁”。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商安波舜（北京现代SNP中心主任）、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显然太不了解美国市场，以为在中国大陆有卖点的，在美国也同样有。白烨说：“《911生死婚礼》的版权输出，看似在意料之外，实际上在情理之中。这部作品别开生面的爱情故事，浪漫意蕴和国际场景，能为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尤其可能受到国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因而有着明显的国际市场。” 他们认为由于贝拉的书中牵扯到发生在美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的911这个大灾难，所以具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在美国不仅能有市场，而且能轰动。当然，他们自称已经轰动，白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911生死婚礼》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一些报纸和网络媒体，都有有关作者作品与相关事态的追踪报道；作品的这种影响，可能跟 911事件发生在美国，而在文学上做出及时而有力地反映的却是一位东方女性有关。这样经由爱情故事揭示人类全部价值的作品，当然是具有自己的价值的。” 美国人不接受“911电影” 且不说“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媒体追踪报道”等全部都是谎言，白烨能说出上述这番话，就说明他对美国的现状实在太不了解了。别说这么一本内容很滥的小说，即使一本质量很高的有关911的小说，目前在美国都很难推出来（否则美国作家们早就制造出一批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至今还不能从这场大悲剧中恢复过来，他们的心理状态还不能接受（not ready）以911为背景而创作的文学虚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那个在飞机上与恐怖份子搏斗，最后和飞机一起丧生的飞行员妻子写的一本纪实作品以外，至今没有和911有关的故事版权等出售。连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被俘又获救的女兵林奇的故事，都以百万美元卖出了故事版权，年底书就出来。而有关911事件，别说拍有世贸大厦被毁的电影，即使一般的涉及到飞机等艺术图案，在美国目前都还有忌讳。例如我有一位画家朋友，他为纽约一个商家设计的图案中，有飞机的画面，结果被拒绝（而他的其它设计从未被商家拒绝过），理由就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纽约人目前还无法接受有飞机的商标，这太容易让他们想起那个灾难。白烨、安波舜们不了解美国市场有情可原，试图把作品打向世界也没有错，但是用“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作品在美国引起反响”这种手段，已不是炒作，而是赤裸裸的欺骗。而这个“欺骗”过程中，还有不少北京名牌学府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参与，他们是怎么配合这场炒作的呢？五、卖书还是卖人？从《上海宝贝》到《911生死婚礼》，中国出版商安波舜们想打造女性浪漫言情小说作家，这个商业意图并没有错，因为女性是越来越大的图书市场，而浪漫爱情小说（romance）是女性的主要消遣读物，美国每年销售的虚构类软皮本书籍中的55%是浪漫言情小说，而且整个图书市场卖出的每五本成人书里，就有一本是浪漫小说。中国大概很快也会呈同样趋势。但中国的现状，却起码在四个方面和美国的情形有很大不同：第一，在美国，浪漫小说作家们，像流水线那样，不断生产出老套情节的爱情小说，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爱情为主，而不是床上戏。因为这类小说，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来说，是“女人写，女人看”。男人要性，女人要情，这是老套的常识；女人不接受把床戏、肉欲当作爱情。这类浪漫小说的销售对象很清晰：1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女性；卖点更清晰：爱情。但在中国，这些所谓浪漫言情小说里却有很多性描写，性甚至成为主要卖点，所以它们的读者群也模糊了，很多大男人也成了这类书籍的销售对象。安波舜打造的卫慧和贝拉的小说，就是这类“性情浓浓”，而爱情只是点缀的作品。虽然贝拉们也在千万遍地高喊，我们描写的是爱情！但她们“爱情”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除了“性”什么也没有。第二，在西方，“性”趣昂然的作品，多是性功能走下坡路的老男人写的，而在中国，则多是爱欲正旺的女性（像卫慧、九丹、贝拉之类）写的。《花花公子》式的处理方式第三，西方浪漫小说作者就是卖书，绝不卖人。尽管她们的照片也会被出版商贴到了书的封面之类，但从未听说过什么“自传体”之类的自我宣称；像美国畅销言情小说作家丹尼尔　斯蒂尔（Danielle Steel）就跟她的读者们强调，所有故事都是她编的，和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中国，这类作者，不仅竭力招摇书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性经历），更连自己一起“卖”。当年那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就把自己扭怩作态的96幅生活照都放在了书里，还自配文字，什么“迷离的身世，美丽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质和魅力”，“一个成熟女人的姿韵”，“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我当时曾在文章中批评说，“这种《花花公子》杂志式的处理方式，不知作者是要卖书还是卖人。一个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张生活照卖书，对记者们夸赞貌美，也会抗议的。因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来抬高作品，实际上不是等于在贬低自己作品的质量吗？” 中国男评论家的滑稽而今卫慧和贝拉之类，不知是受到前“蓓”的启发，还是心有灵犀。例如，据参加了卫慧在纽约签书会的华人画家吴正恭的文章，“卫慧居然恬不知耻地表示：今天有很多男的来这儿，就是因为她的美貌。”而贝拉，则在她不断声称是自传的书中如此这般自恋道：“我含泪从上到下审视着自己：肩饱满，脖颀长，丰硕的双乳像成熟的果实，高高挺立，宛如经过夏日阳光催熟之后的白瓜，散发着甜蜜，透着柔软的弹性。我侧过身，那是我纤细的腰，浑圆的臀，修长的腿，白嫩的脚趾，曲线滑得让男人的触摸无法停留……”而她网站上的“美人照”如果被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上去，可能会当成东京“情人旅馆”的推销站。第四，在美国，这类浪漫言情小说，除了几乎百分之百是“女人写、女人看”之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没人评，更没有男性评论家评。而在中国（当然我看的很少，无法做整体判断），起码就这个贝拉，不仅有人评，而且是清一色男性“文学教授”之类，在一本正经地评，一面倒地捧。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许多男性评论者，对台湾的浪漫言情小说家琼瑶不屑一顾，评价很低。其实，琼瑶的小说，完全是在“白马王子、灰姑娘”的正统浪漫小说路子里面，写纯情的。既不值得评，更不至于批，因为人家就是那种大众消遣小说的路子。而今天中国的男性评论者们，不仅把贝拉的消遣小说（还是极滥的那类）当作严肃文学作品认真评论起来，更进而捧成了文学高手的上乘之作，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六、学者包装的谎言走向世界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我不仅连贝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从未见过美国报刊有任何报道），更别谈去翻她的什么言情小说。在调查这件事的过程中，在贝拉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了好几篇中国的文学教授评论贝拉作品的文章，其评价之高，令人吃惊，于是就扫了一眼贴在该网站上的这部被吹成“百万美元身价”的《911生死婚礼》。难怪这部作品一开始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因为这部一篇长散文式的东西，顶多是一个初学小说写作者的习作；除了在某些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加一些严重夸张的虚幻之外，对小说是怎么回事，她简直连门都还没入呢，通篇东西中任何小说技巧都没有。没人要求这类消遣言情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水准，但故事总得编得像点儿样，可这篇东西故事的胡编烂造，细节的谬误百出，任何严肃的评论家都会觉得没法评，别说捧了。这种没谱的“小说”有人写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垃圾言情小说也照样一堆一堆的（每年出2,000多本浪漫小说新书），否则庞大的浪漫言情小说市场就垮了，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但哪里有文学教授、评论家把这类娱乐消遣的东西真当回事儿似地评论一番呢？这就像如果把八卦小报的消息，当作严肃新闻作品，认真探讨一番它对社会的意义，那不可笑了吗？可堂堂中国名牌学府的教授们，对这么一本垃圾言情小说不仅评了，而且上升到各种“高度”，诠释出各种“深刻”的意义，实在是一景：中国教授眼中的“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她“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小说之所以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力量，恐怕正在于它写出了跨民族婚姻的一次想象性认同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他为贝拉小说遭“主流批评界熟视无赌的缄默”而抱不平，认为贝拉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他批评读者对周励和卫慧的“讨伐”，认为这是由于她们和西洋男人发生罗曼史，导致读者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但是 “贝拉毫发无损，照样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在国际市场流行。”（一个至今没出过任何外文版的中文小说，怎么在“国际市场流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在911带来的种种反应中，贝拉的《911 生死婚礼》才是一个最奇特的事件……贝拉展现了一种新的中国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他们的伤感和矛盾是这个世界的伤感和矛盾的一部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阅读，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 是评论，还是梦呓？这位清华外语系的教授甚至走火入魔进入了贝拉式的梦幻：“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在哪儿呢？！）……我相信，随着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看来随着高行健的获奖，谁都拿诺贝尔奖不当回事儿了，随便哪个人划拉出个什么小品，都觉得可以问鼎诺贝尔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著名旅加华裔女作家贝拉将欲望与人性的复杂冲突放置在后现代的跨文化舞台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贝拉的《911三部曲》，我预言将会在欧美甚至全球人类中产生深深的震撼，数以万颗美国受伤的灵魂都会紧随着贝拉之后去那片可以疗伤的挪威的森林，去寻找他们自己精神世界的《神秘花园》。” 读这些梦呓般令人目瞪口呆的评论，我只能认为这些教授们是被什么drug（灌迷魂药）了，否则完全无法解释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么大劲头来捧一本末流言情小说，也太拿自己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不当回事儿了吧？难道那些头衔的价值也就如“著名旅加作家贝拉”一般？在《汉林书城》上看到一篇题为“三刀解剖大浴女”的文章（作者刘绪义），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他说，在中国，所谓作品研讨会，评论界知名人士，都是“许以重金”买来的，“这些评论家一方面是吃这碗饭的，另一方面拗不过情面”，“而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说好话。于是读者所看到的这些叫好文章就出笼了。受害的只是广大读者，掏空了腰包，花钱买当上。” “有偿评论”是学术腐败我不知道捧贝拉的那些文学教授们是否属上述“评论家”之列。在美国，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如“有偿新闻”（收费写吹捧文章）是新闻界最大的腐败一样，“有偿评论”也是最大的学术腐败之一。在美国报刊专门写书评、影评的评论者，如果被发现写一篇“有偿评论”，就绝对会丢掉饭碗。而文学、艺术系教授写“有偿评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不可想象专家、教授们会为几个小钱而不顾自己的信誉，信誉才是真正的饭碗呵，不顾信誉不是在抛弃自己的学术努力吗？你们怎么忍心这么作践自己呢？在贝拉小说的炒作中，最荒唐的现象是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和出版商安波舜的合作。作为文学评论者的白烨，本身就是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者之一。在顶着“文学评论家”头衔写评论贝拉文章的同时，白烨坦然地以出版策划人身份，接受上海《新书报》记者采访，谈策划、推出贝拉的过程，谈“百万美元卖版权”事宜。自己出书，自己捧，这文坛不要被搅乱套了吗？白烨自己有直接商业利益在里面的“文学评论”，其价值完全等于零！如此这般地角色混乱的情形，在白烨的合作人、出版商安波舜那里也同样。他也一边以 “学者”的名义写贝拉小说的评论文章，一边以出版人身份为贝拉造势。宣传图书当然可以，但除了“百万美元版权”这个弥天大谎以外，他还伪造了一个接受“《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的访谈。在本组文章“之3”中，我已说过，说他是伪造，因为第一，该报根本没有“特约采访人”一说；第二，《纽约时报》从未发表过关于这么一篇访谈。如果真有一个“《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请安波舜指出他在哪儿？我直接向他本人核实。美国人被中国方块字累哭了安波舜还在这篇莫须有的“访谈”中说：“自从贝拉的作品问世，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骄傲。许多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都奔走相告，含泪阅读。” 这简直是信口胡说！全世界的华人要为一本末流言情小说而骄傲？也不至于把全球华人贬到如此地步吧？还居然说什么“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为贝拉小说的出版“都奔走相告”（美国人为天大的事也不会“奔相走告”），这谎不撒到天边去了吗？他们还会对一本中文小说（迄今没有英文版）“含泪阅读”，是不是因为不认识汉语方块字累哭的？这篇假借《纽约时报》名义的访谈公开发表后，就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上述吹捧贝拉的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就在评论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在安波舜看来，在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国度，知识份子有责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性。”妙极！制造“百万美元”谎言的“知识份子”们，“去重建道德理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总是感叹，西方人真是会夸奖人呢，不像咱们东方人，总是吝啬赞美别人的话。这几年才从中文报刊上得知，西方人夸人，哪里是中国人的对手，西方人是睁着眼睛夸，中国人是闭着眼睛吹。闭着眼睛的人之胆量是惊人的，不信再看北京《中华读书报》把贝拉吹到什么地步了吧：贝拉“大红大紫，更红出了中国，做到了多大牌的中国作家都没做到过的事，把书卖进了好莱坞，卖到了美国日本、法国……总之，她竟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会只知道贝拉，而不知道鲁迅、巴金……” 出版是一个商业活动，打广告、做宣传，都无可非议。但是，贝拉、安波舜、白烨（作者、出版商、评论者）却联手用撒弥天大谎的手段，创造了一个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打着“宣扬全人类的爱、知识份子的道德、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旗号。看来是要把中国式谎言推向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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