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吗？这句话应该是个比较疑问句，比较的对象自然是外国人。我们不妨把范围再缩小一些──经济科技较发达的西方人。 有人会这样说，我们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将文化完整传承至今的民族（古巴比伦消失了，现在的埃及人并不是古埃及人，印度人没能将文化沿袭至今），以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来说，中国人当然是聪明的。也有人会这样反驳前面这种说辞，不要躺在历史上睡大觉了，放眼看看近二百年来的中国有多落后吧，三个上海的人口就抵得上整个英国的人口，可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落在英国之后，再用全中国的人口一平均，那就望尘莫及了。这样从整体文化经济上比较，还得加一个参数“时间”，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曾经聪明过。 换一个似乎能够量化的角度来比较，只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大脑的智力水平谁高谁低。虽然不象比身高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指标来比较。比如说，我上中学时，总看到一些报导，“今年中国派出的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四名中学生全获金牌”，可中国的新闻总是省略掉最重要的比较参数──金牌总数并不仅仅四枚，而是共有二三十枚──别的国家一样有不少金牌。用另一个国际性可比的指标，诺贝尔奖，中国人就更加汗颜了。 这样两种推断又暴露了我这个中国学生常常犯的思维方式的弊病，没有将问题系统化。即，选择一个什么标准来分析问题，为什么这个标准是科学的，问题结果集的完整性如何，最后再讨论哪一个结果才是最终结果。我读博士第一年常常听到我的导师反问我的一句话就是“but why?” （但是为什么）。我常常能针对每个问题找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关于总共有多少种方法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而不是那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总是没有考虑过。 关于“中国人是否聪明”，我估计没有人能找出完美的系统化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来。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个电视专题系列片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界的焦点，《河殇》曾经用文化探源的方式从历史、经济、社会制度等角度全方位的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文明，仍然没能找到答案。我不是研究历史人文的，我也不认为我能够通过一篇文章就能回答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仅仅想通过我所观察到的几个层面来引发读者对自己民族的思考和关心。 中国人聪明吗？至少从智力水平上不低于西方人。我是搞科研的，我就从学习运用书本知识这个现象上来举一例。两个月前，我和另外几个博士生去西班牙巴塞罗纳参加一个春季学校，返回英国去机场的路上同行者还有两个英国学生（A和B），我们在距离机场约30公里处一个荒僻的火车站（因为无望乘下一班火车了）开始寻找出租车。我找到一个出租车公司小广告，我决定去打电话叫车。B认为我的方案不可行，因为出租车公司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也不会说西班牙语。我告诉B，我只要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地名即可，别的无需多说什么。B不信任我的方案，将他的行李留给我和A，自己去步行20分钟以外的一个宾馆里去叫出租车（因为宾馆服务台的会讲英语）。B走后不出3分钟，我叫来的出租车就到了。我和A不能带着B的行李直接走，也无法乘车去找B，因为有可能B也乘车来找我们而互相错过。我叫来的出租车不愿在原地等，因为他浪费的时间可以用来拉别的乘客。我用英语（司机听不懂）给A解释，让司机多等一会，我们可以付给他这个机会成本的钱。A认为，如果司机直接走的话可以赚更多的钱。我用我们所研究的“智能体”（agent[1]，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中的agent并不是其字面意思，而是一个可以帮助人来行为的具有智能的实体，可以是人更多的指一个软件实体）给A解释，如果智能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作而是竞争的情况下，每个智能体都是自私的、寻求个体效用最大化，那么如果付给司机等待的钱（不管B能否叫来车），我们最多损失约20欧元（眼前的司机并没有损失），但如果让眼前的司机走了而B叫不来车，我们就要多住一晚宾馆至少损失200欧元。A认为这样不公平，因为如果司机等我们就会有损失，于是坚持让眼前的司机走了。但之后A才明白过来，其实司机等我们也不会有损失，并且降低了我们的潜在损失。在B半个小时后叫来车之前，A很焦虑。这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运用书本知识方面不比西方人差。 这件事情好象与我们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们再深究一下，为什么起初A会从是否公平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尽管我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对司机不公平），就会发现我和A思考那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我们来通过现象看看问题的本质，本质区别在于不同人的思维深层的出发点不同就会决定人们行为的不同。就不同民族的文化而言，不同的思维、行为方式就会决定不同文化的特色和优劣。古书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果把深居内陆的中国人比作乐山的仁者，那么喜好外向拓展空间的西方人则可比作乐水的智者。这些乐山的人出了不少隐士，而那些乐水的人则发现了新大陆。文字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文字是用数以万计的图像来表达变化万千的不同意思，而西方文字以英语为例则只用有限的26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来表示无穷变化的意思。进一步说，每一个汉字的笔画组成元素的构架是无序的，而英文每个单词的元素仍然是那26个字母的从前到后单一方向的有序组合。西方人善于用多个单字的不同组合来表达一个精确的意思（随便听一段BBC或CNN新闻就能体会到），而中国人则善于用一个单字来表达多种变换莫测的很形象的意思（随便一本四书五经就是最好的佐证）。作为西方人发明的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的离散数学，包括符号逻辑、组合数学等，西方就比中国认识得早发展得快。他们的语言（本身就是符号）势必造成他们比我们更善于运用符号的排列组合，这中间定然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中国人有着丰富的形象思维而对严密的逻辑思维相对贫乏，这与我们形式复杂组合无序的语言文字不无关系。或许这也是我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缺乏系统化思维的一个根源所在。再从人们如何思维这个角度，也就是从哲学上说，不同民族的理念则从更深层的层面上影响着不同的文化。中国哲学讲究的是“大一”，“我”容于至大无外的整个宇宙中，同时整个宇宙也容于“我”中间的人天合一。中国哲学没有“我”与“非我”的以外之物的明显区分。西方哲学中存在着“我”与“非我”之外客观世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2]。这种理念上的差别致使中国人对于从主观的“我”到客观的“非我”之间的关系甚少研究，而注重人事之故的研究。相反，有了这种“我”与“非我”的区分，西方人注重研究“我” 与“非我”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故而，西方自然科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早于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不容置疑，一个民族的思维、社会制度等因素都会从根源上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这一论断不必鏖述，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中国学界对历史、社会、哲学的研究就已得出这一结论。那么，中国人自觉地重视这一研究发现了吗？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让我们来从古到今的审视一下自己。研究社会学的都会知道，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家产继承制度严重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发展。详细的说，一个庄园的地主死后，会将家产平分给几个儿子。那么每个儿子所继承的财产规模都比原来规模要小。这样，规模效益就不如从前。第二代向后面几代继续分割继承下去，原有规模逐步分解，规模经济无从产生。而西方社会的继承制度则是将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传承给多个潜在继承人中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这样，原有规模得以保存，规模效益继续发挥。这个简单道理对于聪明的中国人来说是浅显易懂的。可当我们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操作的呢？昨天和几个同学聊天，听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这就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前几年，中国政府意识到应该由自己的企业把握住自己国家这个世界第一大手机市场，于是决定投资扶持几家自己的手机品牌。起初准备从几十个申请品牌中选出了九家进行重点投资，但为了规模效益，后来决定只投资给其中的三家企业。于是，原先这九家不得不竞争这笔资金，后来为了大家都有饭吃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九家并为三家来获取这笔资金。表面上政府把钱重点分配给了三家有规模企业，但本质上是把这笔钱均分给了原有的九家，从而实质上没有达到预期的资金规模。而后，这九家公司仍然用着外国的芯片和显示屏，自己仍然生产那些无足重轻的部件。公司营利仍然建立在自己国家廉价劳动力成本之上，并非建立在高利润的芯片显示屏上。如此一来，庞大消费者买手机的钱还是大半流向生产芯片和显示屏的外国。现在的我们在竞标投资上的行为和千百年前我们老祖宗的家庭财产平均继承那个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千百年后的中国人仍然是那么“聪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文化建筑，这一道理在中国是童叟皆知。如果建设不好我们的经济，就无法繁荣我们的文化，还何谈我们是否聪明。从上面这个故事来看，我们的经济往往是无效率的。这个“效率”并非泛指的做事动作的快慢，而是经济学上特指的稀缺资源的优化。从上面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企业为寻求个体效用最大化对于他们自身是理性正确的行为。而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起初考虑到的将稀缺资源“资金”分配到少数几家企业的决策是正确的，符合公共效益最大化（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国内中文经济学参考都翻译成“社会福利”最大化，我认为译作公共收益或公共效益更加准确）的优化原则[3]。但在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我们没有发现资金实质分配的无效率。我们早就从理论上学会了应该如何行为，但在实践上，我们并没有比我们的祖宗变得聪明。 以上这些分析都是基于从我这个中国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认识来分析的。换一个角度，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聪明。我想从多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但我并没有做过客观的问卷调查。只能只言片语简单说说，或许你这个读者在这方面有比我更深刻的了解。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费了会儿神，那我这篇文章就算没有白写。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西方是否了解中国来入手，没有了解就无从谈起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是否聪明了。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西方对中国的客观的东西的研究很关注，而对我们主观上的文化的了解就不那么客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和我一同入南安普敦大学读博士的两个中国学生的研究项目都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土木工程的课题是三峡，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地理的课题是上海城市规划。可见西方对于研究中国的客观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主观文化角度讲，情况不容乐观。最近英国一个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日本拍摄的《西游记》会使西方观众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的理解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我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拍摄的拙劣让人叹为观止，比如，猪八戒居然穿着皮茄克裤子在女唐僧面前作出蹦的的动作；其二，语言的障碍使得西方人无从体会到我们语言的优美，比如，多么优美的一个名衔“太上老君”，翻译成英语就成了干涩的“老子”(Lao Tzu)，另外还让西方观众产生这样的疑问“老子是一个人，他怎么会跑到天上和一只猴子有了瓜葛”（看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们势必会笑话中国文化的浅薄了，这如我们笑话西方人某些我们认为古怪的行为一样，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的乐趣就在其中）；其三，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将我们的文化有效的传播出去，为什么英国人没有看到我们拍摄的原汁原味的《西游记》，却是日本仅用了几间屋子作为道具的粗制滥造变了味的东西？ 由此可见，“了解”，这个问题是双方的。西方对我们的认识不可避免的会有偏差。例如，不管将宋词翻译成任何一种西方语言，都失去了原味。西方人无从体会词句韵律在背景故事衬托下的优美。他们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诗中的故事，也难怪他们诧异于为什么中国那么繁荣的一个朝代的诗歌竟然大半都与“青楼”“章台路”等妓院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将我们的文化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给他们。这一点上，我们做的远远不如西方人做的好。我们现在吃的（麦当劳、肯德鸡）、穿的（黑色西服、白色婚纱）、用的（电脑、电话）、玩的（的厅、酒吧）有多少不是西方的东西？相反，除了低成本制造的日用品、服装和电器，西方人用到的中国的东西有多少（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当然进步是有的，我们的电影中医中药等也逐步进入西方社会，但真正渗入到他们生活中成为主流的并不多。我们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聪明，所需要做的还很多。 说了如此之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整个社会的思维的革新，因为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命运。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软件的需求厂商们永远意识不到无形软件的价值而只能看到某些有形价值的机器（中国目前的现状多是卖机器搭软件，而正常健康的运作应该是卖软件搭机器，这一点我在南京北京工行工作时深有体会），那么中国的软件行业永远走不上正轨；如果中国政府再不尽快将网络上的金融制度和西方标准接轨，我们的电子商务又将无疑落后于西方社会；如果中国的人民大众再不尽快转换思维模式、认识不到信息经济时代[4]的到来，我们又将再次错过类似大航海时代能够载着我们发现“新大陆”的那艘远轮。所有这些潜在的遗憾，都是我们这些有着千百年世界群雄之首的辉煌历史却又蛰伏了几个世纪的炎黄子孙所不愿看到的。这一切就在我们眼前，现在，还不是文人墨客写作完毕时在后记中留下“深深遗憾”等字样的时候。而整个社会思维的革新并非是我们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整个潮流中的沧海一粟。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定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的聪明需要的是今天的你我变得真正的聪明。 -------------------------------------------------------------------------------- [1] Nicholas R. Jennings and Michael J. Wooldridge (eds.) ， Agent Technology: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and Markets， ISBN 3-540-63591-2， Springer 1998。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10-12页，Joint Publishing (H.K.)，ISBN 9620410149，1992。 [3] Hal R. Varian，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Norton，N.Y.，6th edition，2003。 [4] Jeffrey O. Kephart，Software agents and the route to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PNAS) ， Vol.99 (3) ，pp7207-7213，M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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